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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后期到拜占庭防御战略的转化

现代人看古代历史，往往很难真正去有耐心了解每一种战略背后的环境因素的改变。而失去了具体的环境，其实根本就无法去评判一个战略到底是否合适。前面我们大致分析了罗马帝国前期，也就是从屋大维到五贤帝，这几百年里的依托附庸国的弹性防御战略的思路。接下来就是公元3世纪大危机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东罗马也就是拜占庭时期帝国的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转为纵深防御战略，而这种变化主要就是来自于外部压力的变化。

公元3世纪开始，因为气候的趋于寒冷和干燥，以及之前几个世纪各地区的民族发展繁衍造成的人口数量增多，都带来了民族迁徙流动的压力，而所谓迁徙，就是一群人去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去抢占资源好继续生存，这个必然造成的深刻矛盾对立，因为好一点的地方肯定有先来者，先来和后到不竞争一下是不可能的。比如西晋灭亡后北方逃难人群南下，就和江淮地区的土著居民形成了明显的二元对立，这个内部融合问题困扰了南朝始终。再比如中国近代延续百年的土客械斗，虽然都是中国人，但从北方南下的客家人和东南沿海的潮汕等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非正义，对先来者而言他们本来安稳的生活忽然被大批外来者打破了，当然要抗争，而对迁徙而来的人来说，他们逃出家乡一路奔波到此也是有着说不完的苦衷，他们也只是在挣扎求生。

在罗马帝国东部，读者都知道过去其主要威胁就是帕提亚帝国，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克拉苏在卡莱之战的惨败，但总体上罗马是强势的。罗马虽然只将其28个军团中的4个部署在这个作战方向，也仍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进入3世纪后局面完全不同了，帕提亚帝国被萨珊波斯家族推翻后，一个崭新的萨珊波斯帝国建立了，这个帝国对内部的控制力比帕提亚强的多，因此可以动员更强的军事力量，对罗马的威胁骤然增加。这个萨珊波斯帝国在西罗马倾覆后继续和东罗马死磕了好几个世纪，始终是该地区的最醒目的一个强权，直到在7世纪初被阿拉伯帝国所灭。

而在北部，日耳曼人蠢蠢欲动，大批越过莱茵河，罗马受到的冲击一波接一波，而从东欧草原来的哥特人则是因为受到了更东方迁徙而来的匈人的压力，他们挤在多瑙河沿岸试图渡河内迁。可以说整个帝国边境都是烽烟四起、告警连连。这个时期的边防形势恶化确实不能全怪罗马自己内政纷乱或应对不当，而是来自外敌的入侵压力加大了太多。现代人的考证显示，在公元3世纪之后整个罗马边境地区的防御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比如原先的那些面积开阔、使用舒适的兵营都急剧缩小了面积，大大减少了周长增加了高度和厚度，城门不再是开敞的而是设计了和中国古代瓮城类似的结构以加固防御。每一个要塞、兵营、乃至驿站都开始成为一个坚固的支撑点，这显然是面对恶化的形势不得不进行的调整，而这个调整所服务的就是新的纵深防御战略。这个时期的外敌入侵既不是之前诸多小规模的渗透，也不是有限的一两次大规模入侵，而是各种规模的入侵都很频繁，那些中大规模的入侵你用边境线上的零散守备力量无法击退，而大规模军团的集结又需要时间，此时与其将希望寄托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集结出发赶到的帝国大军，不如就地加强防御，以多个大小支撑点迟滞敌军，拖延时间，并减少伤害。

这里再说两句关于军事防御的相关问题，一个问题是对手的文明程度对军事战略的影响。假设2000万人口的强大A帝国邻国中有一股势力B，这个势力有50万人口和几万能战的兵力，那么面对势力B该采取什么战略呢？答案单纯从力量对比根本就无法确定，要看更准确的状态。假如B是一个定居的文明国家，那么这个小国的国民有需要维护的安定生活状态，同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国民都能理解和想象一旦和A帝国开战会带来什么后果。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国会十分乐意和帝国保持友好状态，甚至成为附庸国，依靠帝国在必要时的可能的帮助，来对抗远方蛮族的入侵。事实上罗马在前期的附庸国防御体系就是这么回事，罗马在某个边境地区部署一个军团就足以让周围的文明定居者们理解这背后的武力威胁和保护。

可是假如这个势力是一个远方迁徙而来的蛮族部落，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准确评估力量对比，也不会自然遵循某些国家之间的规则，他们会一头闯入帝国边境就像进入一片无主的土地，此时帝国除了集结大军前来征讨外别无良策。也许战争胜利了，无知的蛮族被杀的四散奔逃、血流成河，但这对帝国也没什么可高兴的，这本来是面对周边小国只需要靠外交就能制止的冲突，在此时却只能靠真刀真枪的将结果证明出来，因为你无法和远来的敌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万一帝国派出的远征军因为准备不充分或将领不得力，甚至还会吃些败仗，更使得这个地区陷入糜烂状态。就算最终将这个危机成功应对过去，边境那边还有什么样的部族正在赶来的路上谁也不知道，只能等待……这就是罗马从3世纪危机开始所面对的局面。从3世纪开始到帝国西部最终于公元476年前后彻底倾覆，接近3个世纪的漫长时光，这显然不是一两个名将一两场战役能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帝国在戴克里先大帝时代就开始搞分治，而划分的界线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亚得里亚海向南一刀切到利比亚。其实此时与其说是东罗马和西罗马，不如说是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更贴切。很多个罗马皇帝更像将军，“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主要的工作就是带着军队像救火队一样四出征战。

这样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地方居民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当然是无形存在的，但却是绝不能无视的，那就是地方对帝国的效忠有赖于帝国对地方的保护。这是一个生意，可以短暂失衡但不能无限偏离轨道。短期内入侵民族的暴虐会让当地百姓渴望帝国军队将安全和秩序带回来，但如果一个地区被反复的长时间的入侵、破坏乃至侵占，那么该地区的居民就会对保持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失去兴趣，接下来帝国试图在该地区进行军事行动时，征收税款或物资以及征发人力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从而增加帝国在该地区恢复统治的难度。甚至于当脱离帝国统治的时间过长，当地居民最终会习惯于在外族的统治，而对到来的帝国军队反而更加抵触。北宋建国后就曾经幻想只要大宋军队一出动，辽国统治下的燕云十六州的当地百姓就会箪食壶浆的喜迎王师，可结果却是遭到了辽国上下同仇敌忾的反击。

而罗马帝国在其后期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地区被蛮族侵入和占据，帝国一次次的恢复疆域，然后又一次次的被冲破，期间部分地区逐渐丢失。当然相比之下西部战区更加糜烂，如果说英格兰地区的丢失无关大局的话，那北非地区被汪达尔人占据就使得帝国失去了重要的粮仓，而高卢地区的失控则使得帝国疆域濒于破碎并失去了重要屏障。而东部则保持的相对更好一些，由于从黑海沿岸向南到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和埃及的东地中海沿线地区人口更多也更加富庶，因此可以集中起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应付各方的威胁。也正是这样的基础让统治东部地区的罗马皇帝在击退外族入侵的同时，甚至有力量进行了恢复整个罗马帝国的尝试。